候诊大厅的异常安静持续了整整三分钟。

罗德瑞格用这三分钟把大厅搜了一遍。不是漫无目的地翻箱倒柜——他在找痕迹。一个老兵知道，一栋建筑里最诚实的信息不在纸上，在灰上。水磨石地面那层薄灰上留下的脚印，墙角翻倒的输液架底部蹭出的擦痕，通往二楼围廊的铁质楼梯扶手上还挂着一块没有完全撕干净的医用胶带——胶带边缘已经卷起来了，但胶面还没彻底干透。

“有人最近来过。”罗德瑞格直起腰，把那截胶带举到鼻子前闻了闻，“一周内。医用胶带，上面有碘伏味。不是囚犯。囚犯不用这种标准的医院耗材。”

“护士？”克莱尔问。

“或者医生。也可能是保护伞派驻的研究员。被关在这医院区没撤走。”罗德瑞格把胶带揉成一团弹进角落，“不管是谁，他们知道这大厅植物不敢进。选了个好地方。”

史蒂夫没参与搜索。他靠在那棵倒下的棕榈树干上，两只手紧紧抱着冲锋枪，指节因为长时间保持同一个握姿而泛白。他的视线没有焦距，盯的是大厅天花板上那盏没有亮的吊灯。从C-17出来到现在，他只在冲过苔藓走廊时开口说了一句话。那个平时嘴硬到欠揍的少年，在得知父亲还剩十三小时意识之后，沉默得像一扇被焊死的铁门。

杨兴也没动。他靠在防火门旁边的墙上，把撬棍横在膝头，注意力在别的地方。他在“问”这座大厅里的植物。

准确地说，他在问它们为什么不敢进来。

答案很模糊。墙外一株从地砖缝隙里探出头的蕨类给了他一个信号——不是语言，是一种近乎本能的退缩反应。类似他之前在监狱区见到那些植物给他让路时的信号，但更强烈。如果说植物对他的反应是“不确定你这个东西危不危险所以先让开”，那对这座大厅的反应就是“知道那里面有东西所以我们绝对不进去”。

“这里面有什么？”杨兴直接对着脑中的女声问。

“一个你暂时不想碰到的东西。”女声的回答比平时快，像是早就准备好了这个答案，“不是植物丧尸。不是阿尔弗雷德。是这间医院的原来主人留下的东西。保护伞把这间医院从美国本土搬过来的时候，连设备带样本一起运到了岛上。有些样本，十五年了，还活着。”

“什么样本？”

“你到抗病毒库就知道了。先拿药。拿到药之前不要乱碰候诊区任何贴着红色标签的柜子。”

杨兴没有追问。他从墙边撑起身体，撬棍重新握回手里。后颈的低烧感还在，但没有加剧。第三次敲击之后的短暂反噬似乎已经稳定下来，病毒在他体内的活跃程度暂时还停留在潜伏期一阶段的上限。他还有余地。

“抗病毒库的入口。”他走向大厅后方的一面墙壁，那里嵌着一扇没有任何标识的不锈钢门。门上没有把手，只有一个被撬过的电子锁面板，面板上方的指示灯是灭的。断电状态。

“你怎么知道是这扇？”史蒂夫终于开口了。

“门后面的管道里有流动的制冷剂。我能听到。”

史蒂夫张了张嘴，大概想说“你连制冷剂都能听到”，然后想起杨兴刚才能在完全黑暗的维修通道里靠苔藓的低语辨认方向，就把这句话吞回去了。他只是拎着冲锋枪站起来，默默走到杨兴身后。

罗德瑞格用肩膀撞开了那扇不锈钢门。门后是一道向下的楼梯，楼梯间的墙壁上贴着已经发黄的消毒流程示意图。空气里涌出一股浓重的医用酒精味，夹着更底层的什么东西——福尔马林，还有另一种更甜腻的味道。不是焦糖，是腐败之前的组织固定液。

四个人沿着楼梯下到地下一层。楼梯尽头又是一道防火门，这次门没锁，推开之后是一条宽阔的地下走廊。走廊两侧是玻璃墙，墙后面是成排的药柜和标本架。这里曾经是监狱医院的主药房。